《明朝一哥王阳明》精彩段落(下)

  • 第七章    中原“王旋风”

  这晚,众人均已入睡,徐爱敲开了阳明的房门。
  他开门见山:弟子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前来讨教。先生讲只求之于本心便可达到至善境界,恐怕,还是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阳明:早知你旧说缠绕,必会反复。心即理也,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徐爱:还是有许多理的,比如说对长辈的孝顺,对朋友的信义,对百姓的仁慈,等等,这一切您怎么可以假装看不见呢?
  王阳明: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两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那么父亲去世后你当如何?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遮蔽便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仁。
  徐爱:然则孝敬老人,其中尚有许多细节需要追究啊。
  王阳明:这是自然,比如冬冷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暖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颗诚孝之心发出来的。譬如树木,诚孝之心才是爱的力量之根,至于王祥卧冰、羊羔跪乳等等行孝的方法则都是枝叶。有了根自然会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
  徐爱豁然开朗,却担心回头又反复,索性刨根问底,辩个明白,于是师徒俩开始了秉烛论道。
  曾经,我羡慕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爱情,迷恋贾宝玉和林黛玉桃花树下读《西厢记》的意境,然而现在我明白了,男人之间那种抛却一切私心杂念,心灵契合,相互欣赏,相互提携,并肩共进的友情更显弥足珍贵,更值得激赏。
  
  疑而不问,蔽而不辨,这是愚蠢的沉默;用不说话讨好别人,这是狡猾的沉默;怕被别人看清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这是自欺欺人的沉默。
  
  自卑懦弱的人正是由于不懂得对信息甄别取舍,又屈服于单一的世俗价值排序,使意识寄居于自己崇拜的事物当中,失去自我,发生异化。于是,当他遭遇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价值排序中的强者时(恋权者面对高官,好色者遇见美女),大脑便会缴械投降,使对方的语言和行为长驱直入,在心灵最深处攻城略地。与此同时,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四肢僵硬、畏首畏尾的外在形象一览无余,心理的弱势使其沦为对方的木偶。

  • 第八章    文攻武卫

  心外无理:普遍规律只有与你的心灵融合才有意义,才能渗透到你的信念与情感中,从而有效地影响你的行为,否则只是一种空疏的概念、束缚主体的桎梏。
  心外无物(事):心之发动处谓之意,即我们所说的“动心”。意不可能悬空,必有落实的对象,一切活动(事)都是意识参与的活动,因此,离开主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此心在物(事)则为理:具体的理体现在心与外部世界所存在的关系中,脱离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理没有意义。
  
  又有何用?该贪赃枉法的还是贪赃枉法,该怀才不遇的还是怀才不遇,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成不治之症。无耻之徒漠视他人疾苦,利用一些知识技能,凭借一条如簧巧舌,妖言惑众,荼毒人心,损害国家利益,中饱个人私囊。更可怕者,由于这些人长期霸占话语权、教育权(布告、书籍),百姓饱受稼穑之苦,无力深造,遭其愚弄而不自知,任其上蹿下跳,祸国殃民,还以之为榜样,羡慕效仿。
  这些用程朱理学包装起来的禽兽,四面竟出,前瞻后顾,追名逐利,应接不遑。记诵之广不过用来长其傲,知识之多不过用来行其恶,见闻之博不过用来肆其辩,辞章之富不过用来饰其伪。

  • 第十章    目标!朱宸濠

  有了濂溪书院,国学大讲堂正式开讲。
  第一课:
  学生陆澄是恐怖片发烧友,家里收藏有《闪灵》、《驱魔人》、《罗斯玛丽的婴儿》等各类恐怖片的导演剪辑版,平时还喜欢讲鬼故事吓人,为了掌握听众心理,提高创作水平,他问道:“有人一到晚上就怕鬼,这是为什么?”
  王阳明的回答不咸不淡,估计跟孔子一样对怪力乱神不感兴趣:“这是由于平日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如果为人处世上不愧天,下不负人,便不会怕鬼。”
  一个经常被陆澄吓的学生插话道:“正直的鬼自然不怕,但邪恶的鬼还是会迷人!”
  王阳明忍不住笑道:“邪鬼也迷不了正人君子!只此一怕,便是心有邪念。心有邪念,就以为鬼会迷人。其实并不是被鬼所迷,而是被自己的心所迷。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财鬼迷,其实就是被自己的邪念所迷。”
  第二课:
  陆澄阅片量很大,当个《看电影》的编辑没问题,但悟性还是差点,老是弄不懂王阳明讲的“主一功夫”。
  他问道:“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王阳明开玩笑道:“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照此看来,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贪财则一心在贪财上,这是逐物,不是主一。”
  陆澄不明,接着问:“圣人能够应变不穷,难道是事先有所预见?”
  王阳明:“世间万物,哪能事事预见?关键在于把握大处(明觉良知)。圣人之心如明镜,随感而应,无物不照,这就是主一功夫。”
  
  把这个问题放大一亿倍,一亿个人集体在同样的陷阱中前赴后继地摔倒,于是构成了中国的历史。
  这就是梁漱溟为什么把中国文化比喻为一个圆的原因——总是绕着圈跑,想不圆都不行。
  读史越多,越会悲哀地发现,以史为鉴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变了,制度变了,表面那一层都变了,可里面的内核永远不变。魏忠贤四百年前有,四百年后还会有,换个皮囊他就成了你的上司。袁崇焕四百年前有,四百年后还会有,身边那些不懂政治却想玩政治的人最终都被政治玩得很惨。该上演的永远在上演,昨天有草泥马今天有欺实马明天后天还有各种马,马不停蹄万马奔腾。
  能改的叫缺点,不能改的叫弱点。
  
  一直以来,书都没有错,只是读的人错了。于是你能发现那一幕幕历史大戏似乎都是同一个人在编剧,里面的主角争先恐后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可以叫王莽可以叫王钦若可以叫吕夷简可以叫秦桧可以叫严嵩,都无所谓。作为权臣,连败落时的心态都一模一样,都可以追溯到李斯临刑前欲与其子牵黄犬,复追东门之兔的悔悟——咸阳东市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人性恒久远,历史永流传。

  • 第十一章    应无所住而生其

  情势危急,只有行贿,可是兜里只有五两银子,这对一个锦衣卫千户来说根本就不是钱。
  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五两银子买通一个见惯了几百、上千红包的锦衣卫千户。
  果然,当阳明热情地拿出银子时,千户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一把推开,拒不接受。
  中国人对于同类由于情绪变化而引起的面部表情的微妙反应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因此,越是尴尬的情境,越是能考验当事人脸皮的厚度。
  锦衣卫千户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嘴上喊着主义心里想着生意的官混子,郁郁不得志苦大仇深的愤青,但像王阳明这样面不改色,执著无畏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阳明不卑不亢,依旧热情,拉着他的手道:“我在正德初年为刘瑾所害,下过锦衣卫的诏狱,见识过不少镇抚司的校尉,却从未发现像你这般轻财重义的。出行匆忙,身边只有这区区几两银子。你们当差辛苦,本想着礼轻情重,你却执意不收,说实话,我既惭愧又感动。在下没有别的特长,只于文字上颇有心得,改日必定好好写篇奏疏奏明皇上,让满朝文武,锦衣卫的指挥使都知道你的为人。”
  
  阳明心学,一言以蔽之:致良知之学。
  什么是良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什么是良知?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时乾坤万有基。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
  什么是良知?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
  什么是良知?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混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
  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虽千魔万怪,变换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魑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

  • 第十二章    先秦精神文明建设

  追本溯源,夏商周三代各有特点:夏朝尊天(天命),商朝尊鬼(鬼神),周朝尊人(人文)。
  
  “仁”的具体实施有一套方法,叫“忠恕之道”。
  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孝悌是为仁之本,忠恕是为仁之道。除此之外,哲学家张岱年友情提示三点:
  第一,仁爱不是无原则的姑息养奸,对不仁之人一定要鄙视、远离;
  第二,仁不包含“智”,知识多寡智商高低不影响你推行仁爱。既仁且智者,可以谓之圣人;
  第三,仁者虽然具备恭宽信敏惠等风范,但仁不等同于“德”。德是一切善行的总称,而仁只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生活理想。
  
  墨子主张“兼爱”。与“仁爱”不同,这是一种不分人我,不分远近,一视同仁,无差别的博爱。
  
  墨子希望建立一个机会均等、按劳分配的社会,而且知行相当合一,不管别人兼不兼爱,先从自身做起。
  
  墨子也清楚自己的想法太一厢情愿,不符合人性,于是想了两条制约的方案。
  第一条叫“明鬼”,就是把殷商时期的鬼神论拿出来重新包装一番来吓唬人——你要不兼爱,鬼神就敲门。
  第二条叫“尚贤尚同”,就是以绝对客观、公正的标准选举出一个德才兼备无所不知的圣人来领导、监督大家,用开明专制的办法确保人人兼爱。

  A.主宰命运的天。即夏商周以来的天命论,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由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渐渐失去了市场,孔子虽偶有提及,但也只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一点补充,墨子则明确反对。
  B.自然运行的天。即时间。中国古代以天指时间,以地指空间,时间就是自然的运行和变化,比如“天时不如地利”(孟子就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反言之,用“地利不如人和”来强调人的作用)。持此意见的主要是老庄和荀子。
  C.义理之天。宇宙的最高原理,与人性和伦理道德相通的准则。持此意见的主要是孟子和后来的宋明理学家。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受到侮辱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者应该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有时克制情绪比放纵情绪更难,因此老子说“大勇若怯”。
  薄情的老子用冷静到冷酷的态度揭示了一幕幕生活的真相,但在我看来,他知行是不怎么合一的,功利心是很重的,装傻充愣是为了后发制人的,无为的目的是想无不为的,后人从老子的书中读出应用于各个领域的高级权谋是有道理的。
  真正实践了老子理论的是庄子,感性的庄子过着真实而自由的生活,那种恬淡与幸福不足为外人道,所以他写出了先秦诸子中最优美的散文。
  去吧,都去吧,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死生不动于心,安时是顺,哀乐不入,突破一切限制,与天地自然同,返璞归真,回到本我……
  没有人再理会什么天下苍生,家国大义,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叶飘忽不定的孤舟在波涛中摇荡,不知何时才是终点。就算你成也好,败也罢,不过是乱世狂涛中一朵毫不起眼的浪花,最终会在波涛中慢慢消失,渐渐被世人遗忘。既如此,又何必制造出那么多繁星的立场?
  白云飘兮轻若絮,生如梦兮淡如云。
  
  对比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善,社会侵染使其恶,所以主张向内正心;荀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社会改造使其善,所以主张向外学习。

  • 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

  暴秦的对立面是奉行黄(黄帝)老(老子)无为之术的汉朝。
  多年的与民休息使泱泱大汉积攒了强盛的国力,有为青年汉武帝开始对他外婆窦太后推崇无比的黄老之术逐渐不满——是时候调整调整意识形态了。
  调整的结果就是神学院院长董仲舒的横空出世。
  
  董院长复兴了春秋以来失宠已久的天命论,为其“君权神授”的理论做好了准备。而他的人性论又是从荀子那里改头换面得来的。荀子认为人要想弃恶从善就得学礼,董院长认为学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向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董院长干的事应该叫“融汇百家,独彰儒家”。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郡县制的时代还是法家最有效。但中国社会不变的底色终究是人情,是氏族血亲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他用来断案的《春秋繁露》要“原心推罪”,其实质无非是:法不外乎人情。
  
  时值汉末,天下大乱。陈寅恪将魏晋之交的政治斗争简化为“以信仰儒家的豪族司马氏(司马懿)与非儒家的寒族曹氏(曹操)之间的争斗”实是一语中的。
  袁绍、刘表、司马懿,这些曹操的敌人祖上都是汉朝的将军或者令尹,只有曹操出身阉宦,这一点被陈琳抓住,在帮袁绍写的檄文中狠狠地发挥嘲讽了一番。
  但也正因如此,曹操才能打破常规,唯才是举,重实效而轻虚名。
  董卓以降,华夏大地山岳崩溃,兵连祸结,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思想界的控制,儒教和经学逐渐衰落,玄学与清淡日益流行。
  
  紧接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的弓马和南朝的金粉交相辉映成一幅吊诡的华丽血时代图。
  这张艳丽的图谱定格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陈叔宝用一场闹剧结束了陈朝的帝祚,隋朝用短暂的先声开启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立的态度。
  很显然儒学已经日薄西山,汉代“全民皆儒”的盛况已似明日黄花,恍如隔世。
  时代的宠儿是道教与佛教。
  
  如此以来由内而外的顺序就清楚了:是非之心,也就是良知,发动而为意,意识必有指向,落实处便是物(事)。由此,意(意识)将心与物(事)连成一体,知(良知)与行(致良知)一气贯通。
  
  良知如何明觉?
  答:致良知。
  致良知有两层含义。其一,向内体认良知;其二,良知明觉后向外扩充良知。
  这两者是齐头并进,且认且扩,且知(良知)且行(致良知)的,因此知行合一,不容间断。
  
  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知行之间无非隔着一个意,意诚了知和行只是一件事。因此,王阳明认为:六经皆史。
  这是从宏观上看知行合一。经是言论,是思想,是知;史是人事,是实践,是行。
  人生天地之间,五谷杂粮,吞风饮露,如能致其良知,复见心之全体,尽己之性,则亦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知往察来,由此及彼,无所不悉。最终既无内外之分,也无人我之间,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能够“参天地,赞化育”。
  是谓天人合一。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你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其本身不是你人生的终极目标。通过对“无”的深刻体验,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生“有”的价值,达到“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圣人气象。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自致良知始。絮絮叨叨了这么多,我且代王阳明问你一句:你愿意信此良知忍耐去做,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从而毫无馁歉,纵横自在,轻重厚薄,随感随应,我只变动不居。
  你愿意吗?

  • 第十六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钱德洪将阳明的教学方法归纳为:“仅指揭学问大旨,让学生自己去领悟、证实。”
  这是一种比量产式的应试教育科学高一百倍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本人有资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有其特定的时间和背景,如果解答过于具体,成为教条,时过境迁将遗祸无穷。所以,只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原则,让他自己去琢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可以使每个人都获益匪浅。
  
  一个叫张元冲的弟子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有人讥谤老师的学说近于佛老,然而弟子觉得佛老也有助于圣学、有益于我身,是否应当兼而取之?”
  阳明不怪他唐突,而是耐心地解答道:“圣人诚意尽性(尽力推知人性),无物不具,哪还用得着去兼取?佛老二家之用,皆我之用。在尽性中完养自我,这是道;在尽性中不受尘世之累,这是佛。后世儒者自以为得圣学真传,却不懂得圣学的博大和无所不包,同佛老两家分道扬镳,实乃迂腐之至。”
  张元冲兴奋不已:是啊,儒释道三家各有所长,各有不足,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有何不可,非要以狭隘可笑的门户之见相互攻讦,浪费生命,无不无聊?同时,他也感到老师的胸怀是如此博大无边,学问是如此深不可测,真正值得他用一生去追随、去品味。
  而阳明接下来的话,又使众弟子内心升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释道皆我之用,这才是大道。佛老自私其身,自外于圣学,所以是小道。腐儒们歧视佛道,强分彼此,同样也是小道。”
  
  隆庆元年,王阳明被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
  隆庆二年,明穆宗在颁布的铁券文书中给王阳明做了盖棺定论: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万历十二年,在明神宗朱翊钧的亲自过问和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的一再坚持下,王阳明从祀孔庙。
  两百年后,《明史》定稿,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一致写下了那句由衷的赞叹: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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